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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隨著加拿大皇家銀行進入華爾街，Katsuyama從多倫多調到紐約工作，那一年他23歲。不過，沒有人注意到他們。Katsuyama表示：“加大拿的同事總是抱怨，‘我們給美國員工的薪水太高了’。他們沒有意識到，之所以太高，是因為在華爾街，沒有人愿意來加拿大皇家銀行工作。沒人知道我們。”
在被派到紐約之前，Katsuyama從來沒有來過華爾街或紐約。這是他第一次體驗美國式生活。他很快就被震驚了，這里的生活和加拿大完全不同。他說：“一切都充滿了競爭，我一年里看到的野心家比我之前看到的都多。為了生存，人們不擇手段。最令我震驚的是，大家都在瘋狂的增加負債。在加拿大，債務離我們非常遙遠，債務意味著邪惡。”
在華爾街的前幾年，Katsuyama主要交易能源股和科技股。他隨后被升職為股票交易團隊的領導，手下有20名交易員。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交易部門有一條“不要混蛋（no-jerk）”的招聘準則：如果某個應聘者看起來像一個典型的華爾街混蛋，那么無論他聲稱自己能帶來多大價值，他一定會被拒之門外。甚至有一個詞專門用來形容該行的這種文化：“RBC nice”。Katsuyama本人就是一個RBC nice。他認為，管理員工最好的辦法，就是說服他們你這么做是為了他們好。他還認為，讓人們相信這一點的最好辦法，就是這么做真的是為了他們好。
但2006年時，Katsuyama的麻煩來了。加拿大皇家銀行斥資1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名為Carlin Financial的電子交易公司。在Katsuyama看來，這筆交易有點匆忙了，他遠在加拿大的老板們甚至還沒怎么了解這家公司或電子交易，就買下了Carlin。改變隨之而來。Katsuyama不得不和一群并不符合加拿大皇家銀行既有文化的美國交易員共處一個辦公室。合并后的第一天，他就接到了一個電話，一名女員工私下向他表達了憂慮：“有個穿著背帶褲的家伙拿著棒球棍在辦公室里來回晃悠。”這個“家伙”正是Carlin的首席執行官Jeremy Frommer，他可絕不是一個RBC nice。幾年后Frommer回到母校紐約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演講時，透露了自己的成功秘訣：“不僅要自己進入頭等艙，還要確保自己的朋友也都在頭等艙。”
Frommer很快開始給紐約的加拿大皇家銀行員工上課，給他們培訓金融市場的最新發展狀況。據Katsuyama描述：“Frommer站在一臺掛在墻上的平板電腦顯示器前說，‘如今的市場追求的是速度，讓我來向你們展示我們的系統有多快吧。’他讓一名員工捧著鍵盤，告訴他：‘輸入訂單。’員工點擊回車后，訂單就出現在屏幕上，所有人都能看見。Frommer說：‘看到了吧？就是這么快！！！’”這位員工所做的，只是在鍵盤上輸入了一只股票的名字，然后這個名字就顯示在屏幕上。“然后他又說：‘再來一次！’于是員工又點擊了回車鍵，所有人都點點頭。那時是下午5點，市場并沒有開盤，交易只是虛擬的。但他讓人覺得，‘噢，天哪，這些都是真實發生的！’”
幾乎就在Carlin闖入Katsuyama生活中的同時，美國股市開始變得很奇怪。在收購這家電子交易公司之前，katsuyama的電腦很聽話，他怎么操作，電腦就怎么執行。但突然之間，一切都變了。從前，當屏幕顯示有22美元的1萬股英特爾股票賣單時，他只要按下購買鍵，就能以22美元的價格買下這1萬股。但從2007年春天開始，他按下購買鍵，這些賣單竟然消失了。在過去七年的交易員生涯中，他一直通過這些屏幕來了解市場，但如今，屏幕上的市場似乎成了一種幻覺。
這給Katsuyama的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難。作為一名交易員，Katsuyama的主要職責是作為投資者（客戶）和公開市場的中間人，前者通常想買入或售出大量的股票，而市場的胃口往往沒那么大。比如投資者向賣出300萬股英特爾股票，而市場上只有100萬的需求：Katsuyama首先會從投資者那里買下所有300萬股，立即賣掉其中的100萬股，然后再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很有技巧地逐漸賣掉剩下的200萬股。如果他不知道真實的市場需求，那么就無法買賣這更大的100萬股。他本應該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但他屏幕上的不靠譜的信息卻讓他沒有這么做的意愿。
到了2007年6月，這個問題已經達到無法忽視的地步了。和其他人一樣，他開始向技術人員求助。不出意料，技術的第一個反應是Katsuyama操作不當。“他們想當然地覺得我們交易員在技術上很白癡。”
在他的不斷申訴下，公司最后請來了系統的開發人員。Katsuyama 說：“他們告訴我，這主要是因為我在紐約，而市場在新澤西，我的訂單比別人慢。市場里成千上萬的人在交易，‘你不是唯一一個做出這些操作的人。有許多其他的事件和消息都在影響著市場。’”
Katsuyama問他們，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什么這些股票只有在他每次交易的時候才消失？為了證明這一點，他讓開發人員站在他背后看著他操作。“我說：‘看仔細了，現在屏幕顯示有10萬股AMD股票的賣單，價格15美元，我想把他們全部買下來——1萬股通過BATS購買，3.5萬股通過紐交所購買，3萬股通過納斯達克購買，2.5萬股通過Direct Edge購買’。我們都坐在屏幕前，盯著屏幕上這些訂單，我開始大聲數……
“‘一…
“‘二…看，什么都沒發生。
“‘三…賣單依然停在15…
“‘四…還是沒動靜…
“‘五’，我按下回車鍵——嘭！——所有賣單都消失了，股票價格被推高。”
他回過頭，告訴開發人員：“你看到了？我就是那個事件，我才是那條新聞。”
他們也無語了。Katsuyama開始懷疑這是Carlin的問題。他說：“隨著問題越來越嚴重，我開始覺得可能是因為他們的交易系統很糟糕。”
但在與其他華爾街投資者交流過之后，他意識到其他人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他的一個朋友在對沖基金SAC工作，該公司向來以消息靈通知名（當然，沒多久就臭名昭著了）。他想，如果有人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市場消息，那就應該是SAC的人。一個早上，他去找這位老友，觀察他的交易。他發現，雖然這位朋友用的是來自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知名公司的軟件，他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我開始意識到，我不是唯一一個有這個問題的人。看來事情很嚴重。”
當領導找到他，讓他牽頭解決這一難題時，他欣然應允。他找來了一個計算機天才Rob Park，他們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希望找出華爾街的黑箱里到底發生了什么。Katsuyama說服上級讓他們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在幾個月時間里，他和他的小組可以不為賺錢而進行交易。公司允許他們每天損失10000美元，以便找出訂單突然消失的原因。
Katsuyama讓Park提出了幾種理論。他們從公開市場開始，測試了分布在四個地點的13個股票交易平臺，這些平臺由紐交所、納斯達克、BATS和Direct Edge運作。第一套理論是，交易平臺并非是將所有訂單捆綁在一起，而是將他們按照優先順序排列。如果甲和乙同時提交了1000股英特爾的買單，價格30美元。一旦訂單給了甲，那么乙就有權取消訂單。于是乙看到的賣單就是虛幻的。
Katsuyama嘗試每次只將訂單發給一個交易平臺，按照該理論，有些訂單可能會被退回。但結果令他大吃一驚，所有的訂單都被執行了。
這毫無道理：為什么每次只發給一個交易平臺訂單就能被順利執行，而同時發給所有平臺卻無法執行呢？Katsuyama的小組開始將訂單發給不同的平臺組合。先是紐交所和納斯達克，然后紐交所、納斯達克和BATS，接著紐交所、納斯達克BX、納斯達克和BATS，等等。隨著交易平臺數量的增加，訂單被執行的概率也在降低。他們選擇購買股票的平臺越多，他們能買到的股票就越少。“只有一個例外，”Katsuyama說，“無論我們選擇多少個交易平臺，我們總能在BATS上買到股票。”
一天早上，在洗澡的時候，Rob Park想到了一個新的理論。他開始思考訂單從Katsuyama所在的紐約出發到達不同交易平臺需要的時間。
信息傳遞的時間非常短：理論上來說，最快的傳遞，從Katsuyama的曼哈頓辦公室到新澤西州的BATS交易所所在地威霍肯只需要2毫秒；而最慢的傳遞，從他辦公室到新澤西科特雷特的納斯達克交易所需要4毫秒。而受網絡流量和設備等因素影響，實際上所需的時間可能要更多一些。相比之下，人類眨眼的時間約為100毫秒。
Katsuyama和Park讓團隊中最具天賦的程序員Allen Zhang編寫了一個程序，該程序可以通過延時，讓所有從Katsuyama辦公室發出的指令在同一時間到達各個交易平臺。Park說：“這是獨辟蹊徑，因為所有人都不斷地說，問題出在我們不夠快。我們卻有意慢下來。”
通常來講，如果你按下購買鍵后沒買到股票，屏幕顯示紅色；如果你只買到了一部分，屏幕顯示褐色；如果你買到了全部想買的股票，屏幕顯示綠色。
這一次，屏幕顯示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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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suyama說：“那已經是2009年，我被這個問題困擾已經兩年多了。我絕不可能是第一個發現這一秘密的。那么，其他人都怎么樣了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所有發現問題所在的人都在利用它賺錢！
如今，他和加拿大皇家銀行也開始向投資者出售一個工具：程序員Zhang編寫的小程序，能夠延遲發給交易平臺的訂單。有了它，和Katsuyama一樣的交易員就可以像從前一樣隨心所欲地下單，他們的屏幕重新變得可信起來。Katsuyama的團隊給它起了一個威風凜凜的名字：“索爾”（Thor，雷神之錘）。Katsuyama 說：“當我聽到‘索爾’變成一個動詞時，我就明白我們的方向對路了。我聽到一個交易員大吼：‘Tho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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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讓Katsuyama有同樣感覺的是他與幾位知名基金經理的談話。他和Park首先見的是基金公司T. Rowe Price的經理Mike Gitlin。Gitlin管理著數十億美元的資產，他對他們講的并不很吃驚。他說：“你們可能已經察覺到一些變化了。你們會發現，當你交易股票的時候，市場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會針對你的操作反向運動。”
但Katsuyama所描述的情況遠比Gitlin所想的要嚴重。那些經紀公司有著很大的權力，他們可以決定如何處理來自T. Rowe Price的買單和賣單。一些交易平臺會向經紀公司購買訂單，另外一些則對訂單收費，難道這不會影響經紀公司手上訂單的流向嗎？沒人知道。
在2010年時，每個美國經紀公司和網絡經紀商都會將來自客戶的股票訂單拿去拍賣。比如在線經濟商TD Ameritrade，每年都會從一家名為Citadel的對沖基金收到數百萬美元，作為交換它會將訂單交給Citadel代為執行。為什么Citadel愿意出這么多錢買訂單呢？沒人說得清。
Katsuyama的團隊專門做了一個測試，在排除了有人利用速度抬高價格的可能性之后，購買股票時究竟能便宜多少？他們買了1000萬股花旗的股票，價格約4美元左右，在排除了干擾的情況下，他們省下了2.9萬美元，不到總價格的0.1%。
Park說：“這就像隱形稅收一樣。”這個比例聽起來似乎很小，但考慮到美國股市日均2250億美元的交易量，這可是個不小的數目。按照這一比例，美股投資者每天要為此多支付1.6億美元。Katsuyama表示：“他們非常狡猾，因為你根本感覺不到。他們每次只把價格抬高一點點，讓你想算也算不清楚。”
愛爾蘭人Ronan Ryan 1996年大學畢業后來到紐約，他本來很想進入華爾街，但投出的所有簡歷都石沉大海。后來經一名愛爾蘭同鄉的介紹進入大型電信公司MCI Communications工作。盡管他沒能在華爾街找到工作，但2005年時華爾街大銀行卻成了他的客戶。他連續好幾周都泡在高盛、雷曼兄弟、德意志銀行里，為他們配置股市交易的最佳光纖路線和最好的設備。
也是在2005年，他進入BT Radianz工作，這是一家911以后誕生的公司。在911事件中，世貿中心里的股票交易系統受到重創，而該公司則承諾他們建造的系統能夠抵抗外部襲擊。Ryan在這家公司做銷售，主要工作是將BT Radianz公司在新澤西納特利數據中心的電腦系統賣給銀行，該中心緊挨著（co-locationg）股票交易所。
進入Radianz后不久，他馬上收到堪薩斯城一家對沖基金的電話。打電話的人稱，他在一家名為Bountiful Trust的股票交易公司工作，他聽說Ryan是金融數據傳輸的行家。Bountiful Trust遇到一個問題：在堪薩斯城和紐約之間進行交易時，公司訂單做出反應的時間太長了。他們越來越意識到，當他們下單之后，市場在他們眼前消失了。
Ryan回憶說：“他當時說，‘我的等待時間有43毫秒。’我當時問，‘毫秒是什么鬼東西？’”
“等待時間”是指信號從發出到接受所需的時間，主要受幾個因素影響：設備箱，邏輯和線路。所謂設備箱（the boxes），指信號從A點傳輸到B點所經過的硬件設備，主要包括電腦服務器、信號放大器和交換器；邏輯是指軟件，即在設備箱中運行的指令代碼；線路是指從一個設備箱到另一個設備箱之間的光纖。等待時間的一個最大決定因素就是光纖的長度，或者說信號傳輸的距離。Ryan不明白毫秒是什么，但他明白堪薩斯城這家對沖基金的問題所在：因為它遠在堪薩斯城。
到了2007年底，Ryan通過賣傳輸系統賺了盆滿缽滿。同時，他也一次又一次地被震驚了，那些購買他設備的公司對于自己所用技術的了解少得可憐。他的客戶包括高盛、花旗等大眾所熟知的大銀行，也包括Citadel、Getco等圈內知名的機構。一部分客戶是對沖基金，他們的錢來自外部投資者。但大部分客戶都是自營公司，交易的都是創始人自己的錢。
2009年秋天，Katsuyama在德意志銀行的朋友向他提起了Ryan。Katsuyama給Ryan打了電話，并邀請他到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交易部門面試。
在面試中，Ryan描述了他在交易所的所見所聞：納秒級別的瘋狂競爭，所有客戶都努力將自己的機器靠近交易所的服務器。哪怕為了提高一點點速度，人們愿意投資上千萬美元。如今的美國股市已經劃分為“有”和“沒有”兩個階級。這里的“有”和“沒有”不是指“有錢”和“沒錢”，而是指“有速度”和“沒有速度”。“有速度”的人愿意為了幾納秒而大筆投資，而“沒有速度”的人對幾納秒的價值毫無概念。“有速度”的人看到了一個夢幻般的市場，“沒有速度”的人對這個市場毫不知情。
Katsuyama說：“在和他長達一個小時的對話中，我了解的（關于高頻交易的）東西比之前六個月加起來還多。從見到他的第一刻起，我就決定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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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進入華爾街的夢想終于實現了，他被任命為高頻交易策略師。
Katsuyam的團隊在將“Thor”作為產品賣給投資者時遇到了困難。他們無法控制信號到達交易所的路徑。有時候，他們的訂單到達紐交所需要4毫秒，還有時候需要7毫秒。簡而言之，“Thor”并不穩定。Ryan的解釋是，這是因為從Katsuyama辦公室到不同交易所的路徑并不穩定。
通常來講，高頻交易員的信號要從第一個交易平臺到達最后一個交易平臺最快只要465微秒（1微秒為百萬分之一秒）。這意味著Katsuyama的訂單需要在465微秒的時間窗口內到達所有交易平臺。
為此，Ryan買了一張特大號的新澤西地圖，上面標注了各家電信公司鋪設的光纖網絡。地圖顯示：所有來自曼哈頓下城的交易信號都會沿著西側高速公路（West Side Highway）進入林肯隧道（Lincoln Tunnel），首先到達位于新澤西威霍肯的BATS交易所。到了BATS之后，路徑開始變得復雜，要取道新澤西郊區，向西到達斯考克斯的Direct Edge交易所，向南則到卡特里特的納斯達克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據Katsuyama的辦公室不到一英里，看起來是離他們最近的交易所。但根據Ryan的地圖，曼哈頓的電信網絡極為復雜，從曼哈頓中城到下城可能要繞行50英里的距離，而隔著一條街的兩棟大樓之間，信號可能要走15英里。
對于Katsuyama而言，這張地圖很好的解釋了為什么BATS交易所的訂單全部能被執行。他們之所以能夠在BATS上買賣到想要的股票，是因為訂單首先到達了BATS。在此之前，他們訂單的消息還沒有被市場知道。在BATS交易所里，高頻交易公司虎視眈眈地等待著發往其他交易所的訂單。不出所料，BATS正是一個由高頻交易員們創立的交易所。
最后，Brad Katsuyama意識到，大多數投資者其實并不清楚市場上到底發生了什么。無論是大型共同基金Fidelity和Vanguard，還是大型資管公司T.Rowe Price和Capital Group，對這些都一無所知。甚至一些知名的對沖基金也一度蒙在鼓里，傳奇投資者David Einhorn知道后對此很震驚，Dan Loeb也是如此。早在Katsuyama拜訪其辦公室向他解釋一切之前，對沖基金大佬Bill Ackman就曾懷疑有人利用他的巨額訂單信息進行提前交易
Ackman稱：“我覺得每次交易都被泄露了，我以為可能是經紀商的問題，但實際上的泄露和我想的不一樣。”
Katsuyama的團隊拜訪了超過500位專業股市投資者，這些人管理的資產加起來有數萬億美元。他們中大多數人的反應是：他們發覺事情有些不正常，但他們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當他們知道真相之后都非常憤怒。
一些信任Katsuyama的大投資者開始和他分享手頭掌握的交易信息。比如有幾個投資者就開始向自己的經紀商詢問，到底有多大比例的交易是由他們在黑池中完成的。
高盛和瑞信經營著華爾街最知名的黑池，但每個經紀公司都慫恿投資者在自家公司的黑池中交易大宗股票。如果客戶希望在紐交所以最好的價格購買雪佛龍的股票，經紀商不應該讓客戶在他們的黑池中交易。黑池既不公開，也不透明。外面的人完全不知道里面在進行什么。
交易員將客戶的交易放到黑池中去完成，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并沒有規定禁止這么做。正如T. Rowe Price的Mike Gitlin所說：
“你很難去證實經紀商是否選擇了對你最有利的交易場所。你看不到他們的具體操作。”
如果像T. Rowe Price這樣的大機構都難以獲得足夠的信息，判斷經紀商的行為是否符合他們的利益，那么小投資者還有多大機會呢？
這個隱秘的制度自有其道德慣性。只要該制度服務于小部分人的利益，那么無論制度本身有多腐敗或陰險，身在其中的每個人都不會有動力改變它。不過，用“腐敗”和“陰險”來形容可能讓人有些不舒服，所以Katsuyama避免使用這兩個詞。大概他也會擔心，別人會將他當成一個另一場陰謀的策劃者。
所以當一個大投資者對他贊譽有加時，Katsuyama非常高興。這個投資者說：“謝天謝地，終于有人告訴我高頻交易是怎么一回事兒了。”慢慢的，他開始覺得，命運和環境賦予給他了一個戲劇性的使命，讓他不得不繼續下去。一天晚上，他告訴妻子Ashley：“我覺得我已經是一個領域的專家，但這個領域很糟糕，急需變革。這個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做成這件事。如果我，Brad Katsuyama，現在不去做，可能就不會有人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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